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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監管與“三個不變”

近期,一些規範發展監管舉措出台,引起一些議論,甚至出現了“打壓民營經濟”的曲解和雜音。這是對“兩個毫不動搖”缺乏基本的認識。

作者:趙義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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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27日,昆明爆破拆除15棟爛尾樓


對互聯網平台企業的監管,又有了新動作。9月9日下午,工信部有關部門召開了“屏蔽網址鏈接問題行政指導會”,與會企業包括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百度等頭部企業。會上,工信部提出有關即時通信軟件的合規標準,要求9月17日前各平台必須按標準解除屏蔽,否則將依法採取處置措施。

人們對鏈接屏蔽不陌生,比如你在微信聊天時,一個朋友發你一個淘寶鏈接,讓你看看上面的“寶貝”,當你點開的時候,看到的不是“寶貝”,而是這樣一段文字:如需瀏覽,請長按網址複製後使用瀏覽器訪問。

這個現象的出現可以追溯到2013年,今年的9月17日就是開始終結的日子,當然,這也還只是互聯網平台企業“互聯互通”的一小步而已。

其實,不僅是平台經濟,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對教育培訓、信息安全等多個領域,有關部門都陸續出台了強監管舉措。我們已經迎來了一個強監管時期。和常規的監管不同,這個時期改變的是眾多行業的底層商業邏輯,影響巨大。


強監管影響巨大

工信部在7月就啓動了為期半年的互聯網行業專項整治行動,屏蔽網址鏈接是重點整治的問題之一。但即使是在啓動專項整治行動之後,部分互聯網企業對屏蔽網址鏈接問題的認識與專項行動要求也還有一定差距,所以有關部門不得不採取行政指導會等形式督促整改。

這其實是強監管對企業和行業影響巨大的一個註腳。平台企業的猶豫正是出於,自己賴以生存的商業邏輯會因之出現裂縫。但是有關部門的動作又顯示,在互聯互通問題上沒有商量的餘地。

互聯網生態最重要的特質是互聯互通,這是互聯網的生命。弔詭的是,就是互聯網企業自己在做大了之後搞畫地為牢,出現各種“圍牆花園”。實際上,也正是壟斷力量才能搞出“圍牆花園”。

在9月13日的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工信部部長肖亞慶在肯定平台經濟發展總體態勢是好的同時,也指出,互聯網安全是底線。互聯網發展一定要能夠使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方便,助力各方面發展,最終促進互聯網行業、平台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這段話提到的,實際上反映了國家對互聯網平台企業的基本期許,也就是不斷創造新的消費者剩餘,為消費者造福,同時也要用互聯網技術賦能各方面,助力各方面發展。不用懷疑,互聯網平台企業都有類似的“初心”,有類似的企業願景和價值觀。但是,企業大了,壟斷力量形成了,一定會走向遏制創新,也一定會反噬自身。有的互聯網平台企業出現了很嚴重的“大企業病”就是明顯的例證。要進一步激發創新活力,增加消費者剩餘,就必須依靠互聯互通帶來的競爭壓力。

如果懷疑強監管的決心,那可以看看教培行業的例子。一個“雙減”政策就讓教培行業徹底變了天。比如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就監測到,北京市場上就出現了近3萬人涉教培行業的裁員,經過努力,已經有近2萬人實現了再就業。新東方在線旗下的在線直播課品牌東方優播關閉K12階段學科類培訓業務,預計全國範圍內教師崗三四千人,都將被裁員。

任何監管都有社會成本,或大或小而已,強監管更是如此。


強監管不是針對民營經濟

因為這些強監管政策影響巨大,波及面也廣,所以也相應出現了一些疑慮。特別是強監管政策大多又涉及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所以疑慮就更強了,甚至擔心是不是對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的基本方針政策要發生改變了。

人們應該清楚,國家鼓勵和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不意味着沒有要求,這種要求包括法律上的,也包括根據國家發展需要提出來的政策要求。比如教培行業,雖然不能説教培行業就是義務教育走向“唯分數”“唯升學”的根由,但是不能否認的是,這個行業的確是充分利用和進一步放大了家長的教育焦慮,讓相關社會問題進一步惡化而不是得到了改善。無論哪個政府,都不可能對靠製造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的焦慮來發財的行當視而不見的。

對於受到強監管影響的行業,我們應當分別分析,看看你這個行業到底是什麼樣的底層商業邏輯受到了影響,這種邏輯與國家所追求的改善民生、預防重大風險、實現高質量發展等要求是否衝突,衝突到底在什麼地方。搞不清楚這個問題,企業也無法看清自己的未來。

典型如房地產業,現在進入一個重新洗牌的時候,“三條紅線”等對企業衝擊很大。“三條紅線”的目的是控制房地產的債務風險。受影響最大的肯定是那種漠視風險、野蠻擴張、相信房價會一直漲神話的企業。這些企業陷入了做大的迷思。如果任由這樣的商業模式繼續下去而不制止,無疑會極大增加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相對於企業重組帶來的衝擊,這種風險才是最可怕的。“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是對房地產業底層邏輯的改變。可惜,有的房地產業頭部企業,仍然執迷於所謂房價暴漲新週期的到來,大肆野蠻擴張,現在已經將要成為“大而不能倒”的又一個反例了。

而中國的互聯網平台企業走到現在,的確也要反思一個個“具體而微”的商業模式,是否還能夠持續下去,比如鏈接屏蔽背後的競價排名模式、最便利生活背後的平台與騎手的勞動關係,等等。

強監管的初衷並不是來自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這個身份,而是要明確規則,劃出底線,設置好“紅綠燈”,鼓勵民營企業在高質量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而不是在野蠻擴張中迷失自我,放大社會焦慮和經濟金融風險。在複雜多變的局面下,國家必然要統籌發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國內和國際,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民營企業也需要與時俱進。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動價值》中有這樣一段話: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促進共同富裕、實現公平正義上推出一系列開創性舉措……從“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到“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從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到讓人民羣眾在每一宗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人民享有更多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這段話可以説簡潔闡明瞭強監管的基本政治邏輯。

民營經濟不可能不和這樣的政治邏輯發生碰撞。


重申“三個不變”

既然初衷很如此清楚,那為什麼人們還是會對民營經濟的地位和未來產生疑慮呢?

首先,我們有必要充分注意互聯網自發輿論場中的,建立在憑空猜測基礎上,以吸引眼球為目的的“民粹主義”,它先把社會和經濟問題簡單歸因於民營經濟,然後又把現在的強監管扭曲為針對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有計劃的行動。這種説法沒有任何根據,也不符合事實。但説多了就容易擾動人心。

其次,體制的一個突出弊端是容易一刀切。強監管本身難度極高,對政策的精準化、科學化和持續能力要求很高。比如教培行業整頓只是緩解義務教育焦慮的第一步,義務教育資源均等化等更艱難的考驗還在後面。互聯互通也是個系統工程,每一個步驟會帶來怎樣的意外後果,也還是未知數,因此治理的難度其實相當高。客觀而言,對當事人而言,未來的不確定性肯定會升高,疑慮變大是很自然的。

不確定性可以隨着政策的進一步明晰而降低,但是,社會氛圍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不可不高度重視。近了説會影響民營企業投資意願和預期,遠了説也會影響追求共同富裕、實現社會公平的大計。和許多人以為的相反,要讓先富起來的人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發揮更大作用,需要的恰恰不是一種“喊打喊殺”的肅殺的氣氛,而是更加寬容、更加激勵人向善的氣氛。簡而言之就是,讓人放心去創造財富,讓人積極去回報社會。

經濟學家王東京最近在《學習時報》撰文指出,美國慈善業如此發達,一個很重要原是他們信奉基督教,希望下輩子能進天堂,也就是有精神需求。中國的文化傳統不同,國內企業家捐助慈善,所希望得到的對價是“社會榮譽感”(功勞感),因此應該營造崇尚慈善家的輿論氛圍,讓慈善家有“功勞感”,得到全社會的尊重。

看看現在很多自媒體的言論,哪還有哪怕是一絲一毫的尊重的意思?

其實,不僅是做慈善,而是不管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還存在哪些要解決的問題,要維護而不是破壞這種“功勞感”“榮譽感”,這樣才會有安全感,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所以,最近一段時間,有關方面不斷釋放“三個不變”的信號。

《人民日報》最近的一篇評論文章再次重申了“三個沒有變”,即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致力於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在2021中國國際數字經濟博覽會的致辭中也強調,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發展,使其在穩增長、穩就業、調結構、促創新中發揮更大作用。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現在沒有改變,將來也不會改變。

新華社9月16日發表了對當前民營經濟發展的述評文章,文章指出:近期,一些規範發展監管舉措出台,引起一些議論,甚至出現了“打壓民營經濟”的曲解和雜音。文章引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強調: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是黨中央的一貫方針,這一點絲毫不會動搖。

不必諱言,我們這個社會還存在着“所有制歧視”,但早已經告別了“所有制崇拜”。民營經濟為我國貢獻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90%以上的市場主體數量。離開民營經濟,中國經濟是沒有未來的。

中國的現代化大業,民營經濟不能缺席,民營企業家不能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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